当前，江西已进入主汛期，连日来雨水不断，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天气，局部地区更是遭遇大暴雨，江河湖库水位不断上涨，一些河流洪水超过警戒线，多地发布洪水预警，防汛形势十分严峻。防汛抗洪已进入关键时期，从电视、网络、报纸等传媒获悉，我省各级领导正严密关注暴雨洪水情势，紧急部署防汛抢险工作，各级水利和水文部门更是严阵以待，多次启动Ⅳ级应急响应，精心组织江河湖库抗洪抢险和洪水测报工作，时刻密切监测暴雨洪水，积极精准做好水文服务，为各级领导部署防汛抗洪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。

防汛抗洪于我，那是经历的太多了。退休前，我是一名水文工作者，算上来水文前从事的水利工作，直到退休我可是与水打了40年的交道，对水文测报服务防汛的重要性更是一清二楚并深入骨髓。在我所掌握的微量知识里也知道古代有大禹治水这样的传说，对此，还曾觉得自己知道的蛮多。可是，前几日在《江西网络广播电视》读到一篇文章，才知道我们的先辈十分重视防汛抗洪，而且能够运用水文技术支撑防汛抗洪，觉得我们的先辈实在是了不起。那篇文章的标题是《古人如何防汛抗洪？报告水警用独特“羊报”》。我是越读越有味，以至于我一连读了几遍。在这里我全文转录如后，有兴趣者或可费力一阅，或可从中得到些领悟，认识水文测报的重要性，认识洪水预警的重要性，认识水文服务的重要性，认识防汛抗洪的紧迫性性。从而进一步认识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，进一步认识水文发展的重要性，进一步认识水文科技创新的重要性，进一步认识学习水文专业技术掌握过硬本领的重要性！

这篇文章是这样的：

古人如何防汛抗洪？

报告水警用独特“羊报”

每年的雨季，各地总有一些区域会受到强降雨的袭击，造成洪水灾害。其实，在人类生活的进程中，洪泛灾害从来就是人类最常面临的大自然之凶敌。那么，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防治洪水的呢?

古代也有水文站

　　据史料分析，我国古代从大禹时起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。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历代各朝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。有着“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”之称的“白鹤梁”，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世遗迹。

　　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。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-3米，几乎常年没于水中，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，故古人常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。从唐代起，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“刻石记事”的方式记录长江的枯水水位，并刻“石鱼”作为水文标志。白鹤粱石鱼题刻保存最好，价值也很高。它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录，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。

白鹤梁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早期的“水文站”，见证着我国古代水文治理的历史成就。

　　我国有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海河、辽河、珠江、松花江七大水系，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。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、灌溉和生活用水，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虽然古今防汛抗洪不可同日而语，但是古代还是有值得赞赏的做法。宜昌到重庆段就有枯水题刻群11处。

　　在宋代，吴江(今江苏省苏州)上立有两座水则碑，建于宋徽宗（赵佶）宣和二年（公元1120年）。水则碑分为“左水则碑”和“右水则碑”，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，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、各月的最高水位。当时规定水位相当于一划，无论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；超过两划，极低田地受灾；超过三划，低田受灾……超过七划，极高的田地也会受灾。如果某年洪水位特别高，即于本则刻曰：某年水至此。该水则上刻写的最早年分是宋光宗（赵惇，dūn）绍熙五年（经换算为公元1194年）。

　　由此可知，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，而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录。从水则碑我们可知宋代为统计汛期农田被淹面积，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制度，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。

古代的防洪法规

我国古代各朝还制订过许多防洪法规，从制度上保障防洪工作的顺利进行。其中，金朝泰和二年（公元1202年），金章宗（完颜璟）颁布实施的《泰和律令》中的《河防令》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防洪法规。

《河防令》的主要内容有：第一，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，将“六月初至八月终”定为“涨水月”，规定这期间沿河官员必须轮流“守涨”，不得有误。第二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“兼行户、工部进”，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检查，督促沿河的州、府、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，维修加固堤防。第三，规定河防紧急时，沿河州府和都水监、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。第四，奖功罚罪，沿河州、府、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，都要上报，由国家据情处理。

　　《河防令》的颁行，不但对当时金国占领下的黄河、海河等水系的防洪工作起过重要作用，而且对后世的河防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，多由《河防令》引申而来。

古代的洪水预警机制

清代顺治十六年至康熙十六年间（公元1659-1677年），苏北黄河、淮河、运河连年溃决，水灾严重。平民出身的水利专家陈潢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，提出从上游根治黄河的主张，并发明了测定流速流量的“测水法”，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做出了显著贡献。

　　但是，古代黄河仍常决口，淹没农田村庄。为防洪，便产生了“水报”。这是一种和“兵报”同样紧要的加急快报。这种汛情传递其紧急程度往往比兵报更危急。在古代，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“塘马”。当上游地区降暴雨河水陡涨时，封疆大吏遂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游，快马迅驰，通知加固堤防、疏散人口。这种水报属接力式，站站相传，沿河县份皆备良马，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，一俟（sì,等待）水报马到，即通知马夫接应，逐县传到开封为止。当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，竟比洪水还要快。当时朝廷还规定，传水报的马在危急时踩死人可以不用偿命。对此，人们家喻户晓，一见背黄包、插红旗跨马疾驰者，大都会自觉避让。

　　古代，报告水警还有一种独特的“羊报”。所谓“羊报”，就是报汛水卒。据载，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，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，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根据历史上洪水水位情况刻有一道痕，如水位超刻痕一寸，预示下游某段水位起码水涨一丈。当测得险情时，“羊报”便迅速带着干粮和“水签”(警汛)，坐上羊舟用绳索把自己固定好，随流漂下，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投掷水签通知。

下游各段的防汛守卒于缓流处接应，根据水签提供的水险程度，迅速做好抗洪、抢险、救灾等各项准备。“羊舟”也很独特，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，晒干缝合，浸以青麻油，使之密不透水，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，颇似皮筏。“羊报”执行的是一种十分危险而重要的任务。古代的“羊报”被抢救上岸后，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，早已饿死、撞死或溺死，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。

元代时，朝廷还据自然条件，设有陆站、水站、轿站、步站等报警驿站。东北地区由于路况差，故设有狗站。原来，我国元代官方很重视发挥狗的作用，训练狗作为通信报警工具，用于报告水警的狗最多时达3000条。当时，在辽东、黑龙江下游等地区就设立有15处狗站用于报告水警。

据史料分析，古人非常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。

责任编辑：吉安水文